双循环发展的改革开放空间试验场——我国开发区的缘起、演进和趋势

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制度转型、市场机制培育、产业结构升级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政策效应边际递减、土地资源浪费、创新不足等诸多问题.梳理我国开发区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和不足,并展望其未来定位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详细讨论我国开发区的缘起、动力机制、发展阶段、功能演变、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从制度安排、比较优势、产业集聚和商业环境四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开发区取得的成功经验.未来,开发区的发展应实现从生产到生活、从效率到公平、从地的繁荣到人的繁荣、从外围到中心、从专业化到多样化、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对外开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的转变.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的“夷兵”及其功能考察

清代冕宁县作为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国家治理开始深入基层社会，为了适应当地民族社会管理的特别需要，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是通过招募当地“夷民”到流官衙署中充当“夷兵”，作为地方流官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辅助人员，保证国家在处理当地少数民族民政、治安、司法等事务时有熟悉当地“夷俗”的衙吏。由于“夷兵”实行定期轮换，所以称为“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的核心是“夷兵”，“夷兵”从职能上看，最初是作为地方治安保安人员，但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流官和夷民之间在民政、治安、司法事务管理中的中介，具有沟通官方与民间信息、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融合与互动、弥补外来官吏地方民族事务管理能力不足等功能。总之，“夷兵换班制”是清代地方流官衙署在西南地区治理时针对特定地区设置的一种变通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面临重塑和调整。研究认为,应当以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提高双向直接投资的质量,畅通供应链和产业链;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通过更高水平的双向投资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水平的提高; 建设高水平自贸区和自贸港,提高对外开放标准,更高质量吸引外资,提升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技术含量和自主性; 在畅通要素流动领域,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更高标准的要素流通市场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率和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能力。     

医疗信息共享对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医院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意愿不高，患者的诊疗信息被静态碎片化储存而无法充分有效地利用。考虑到医院进行医疗信息共享将降低患者转移成本，本文构建一个多阶段双寡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医疗信息共享对医院竞争过程中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决策的影响。首先，根据是否存在转移成本，将患者分为新患者和经验性患者，借助Hotelling模型刻画患者的效用函数，分析患者就诊决策。然后，在政府价格规制和不考虑医院利他性情景下，构建了医院累积期望收益目标函数，使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实现医院累积期望收益最大化的服务质量水平，获得了实现患者相互转移且医院在市场中共存的马尔可夫完美均衡。最后，根据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成本降为零，分析与比较信息共享前后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研究发现：在不同医院间本身存在患者转移背景下，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数量增加但存在一个上限，增加的转移量与患者在医院间的转移成本呈正相关，与初始感知效用的差值范围呈负相关；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均衡状态下的医院服务质量水平高于信息共享前的服务质量水平。因此，在不改变当前医保支付方式下，要加快推进医疗信息共享，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医院的患者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对其进行定期补贴，以激励医院积极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本文给出了这个补贴的量化表达。     

从盖恩斯《刑前一课》看小说视点与叙事层面的建构

盖恩斯在《刑前一课》里从零视点与悬念的建构、外视点与悖论的建构、内视点与意识流、多视点聚焦与立体感等方面来研究小说视点与叙事层面的相互关联。他从零视点的角度建构人称悬念、瞬间悬念和期待性悬念，从外视点的角度设置了主题悖论、言辞悖论和语境悖论。为了克服零视点和外视点描述的单调性和乏味性，盖恩斯把内视点与意识流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触景生情式意识流、内心独白式意识流和交织式意识流等方面探究人物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内在关联。他还在人物评述和场景氛围等方面采用了多视点策略，从多层次和多侧面的角度来聚焦于具体的人物、物件或场景，构建了叙事层面的立体感，拓展了现代黑人小说创作的美学认知空间。     

Deliberate acquisition of competence in physiological breech birth: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Problem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skill and experience of the attendan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outcomes of vaginal breech births, yet practitioner experience levels are minimal within many contemporary maternity care systems.

Seroadaptive Strategies of Vancouver Gay and Bisexual Men in a Treatment as Prevention Environment

British Columbia’s treatment as prevention policy has provided free access to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 to all HIV-positive provincial residents since 1996. One outcome is an increase in HIV-positive gay and bisexual men (GBM) with suppressed viral loads. Previous cross-sectional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some Vancouver GBM now recognize condomless anal sex with men on HAART who report a suppressed viral load as a seroadaptive strategy.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this new strategy, termed viral load sorting (VLS), is recognized and used among by GBM in the Momentum Health Study, we analyzed longitudinal data for HIV-negative/unknown (n = 556) and HIV-positive (n = 218) serostatus participants.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both groups reported VLS, and that serostatus and Treatment Optimism Scal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in frequency and use. Results exemplify the medicalization of sex and Rogers’ Diffusion Of Preventative Innovations Model, and the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IV research and GBM sexual decision-making.